■王乐天
“双抢”两字，对于现在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来说可能会感到很陌生。但对于那些五十岁以上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而言，一定会记忆犹新，甚至终生难忘。所谓“双抢”，简而言之，就是指“抢割早稻、抢插晚秧”。
过去南方的农村，大米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主食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了水稻。当然种庄稼要讲究节令，大暑前后收割完早稻后，而晚稻必须赶在立秋之前栽插完成。这样，从收割早稻、脱粒、翻晒、归仓入库、再将稻田翻耕耙匀、平整，将晚稻秧苗种入农田，这么多的流水线作业，各个环节仅仅只有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窗口可以利用，因此，挨家挨户必须抢时间、争速度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这是一年中最为辛苦的周期，所有的乡村父辈们以伟岸的身躯支撑着每一个家庭，他们在炎热的七月，执著、感动且信心百倍。而在这近一个月内，正是阳光毒辣、暴雨凶猛的时候，因此，农村的劳作总是连日带夜。这时候的田野上人影憧憧，田埂上更是脚步匆匆，屋顶上则是炊烟袅袅，收割的沙沙声、耕田的牛哞声、稻谷机的轰鸣声与挑担子沉重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，响彻在七月的田野上。
那时，我刚上小学，生产队分配给我家三分自留地，勤劳的父亲会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去耕种田地。在暑假里，我与哥哥一道帮助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尽管母亲总是持反对的态度，但开明的父亲还是主张让我们多干些农活，体会劳作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，在劳动中得到锻炼。
“双抢”说起来简单，其实不易，它是一项维系农家生活命脉的繁重劳动，也是一年中劳动最繁重、最艰苦、最要抢时间的活儿。因为“双抢”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和全家的温饱，乡亲们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在机械化耕作没有普及的年代，“双抢”靠的是人工操作，拼的是全部劳动力，往往是全家总动员，齐上阵，既抢收又抢种。
“双抢”是一场与天气的较量，期间又是南方一年中气温最高、潮湿闷热的时段，太阳炙烤对身体无疑是巨大的考验。为了防晒，在下田割稻前，母亲总是先让我戴上棕丝斗笠，外面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来阻挡紫外线的照射。但一会儿，我就被淋漓的汗水弄得全身湿透，得不时腾出手来，牵牵与身体粘得很紧的衣服。由于自己身体单薄，干起活来经常体力不济，拿着镰刀的手割起稻来动作缓慢，速度总是慢人一拍，往往落在父亲、哥哥后面一大截。
收割之后，家家户户要开始打稻。用打谷机打稻时，一般都是两个壮劳力一道，他们一边配合默契地用力蹬踏板，一边两只手臂不停地在打稻机的滚筒上翻动着稻把，黄澄澄的谷子便顺着布满“n”型弓齿的滚筒打落在稻桶里。插着围簟的稻桶，不一会儿就满起来，一箩一箩装满，满一担就迅速挑走。新鲜的稻谷要充分翻晒，并经风车去伪存真、扬弃瘪谷后方可归囤贮藏。而在打稻谷的同时，还要配备人在不停地传递着刚收割下来的稻把。打完稻谷，乡亲们就开始把散落的稻草拢成一堆，然后抽出其中一束从上头把它们缠上，这些一捆捆稻草，晒干后便成为上等的柴火。
“双抢”中的插秧则是重要的另一环。得经过犁、耙、耖、整等数道工序，将水田整理得平平整整、横直成行。插秧时间很讲究，一般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太阳下山前，为的就是避开炙热的阳光，因为中午气温太高、稻田里的水太热，插的秧苗不易成活。而插秧是个技术活，要做到行间距适中，苗根深浅适度，秧苗保持直立不倒，这样才能保证秧苗的成活率和水稻的生长。面积大的稻田往往还会在中间拉上几条细麻绳为作业道，借着这些麻绳，插秧者就可以把稻行插直。
插秧的情景往往是众人一字儿排开，大家卷起裤腿，赤脚从田头开始，人站定，分腿，躬身，每人左手握一把秧苗，右手的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将秧苗飞快地分出一小撮一小撮，掐住秧苗，从左到右，再顺根朝下插入水田下面的淤泥里，以防止飘苗。一般来说，一撮秧苗的数量是3-4根，行距二十厘米，株距十厘米。种好一行往后退。有时在水田待太久，一抬脚还会发现田里的蚂蟥和牛虻死死地叮在小腿上吸血，吓得我们哇哇大叫。
总之，插秧很讲究，须齐整，匀称，不能插太深，也不能插太浅，既要美观又要到位。他们左右手相互配合，动作娴熟，你追我赶，一会儿便秧苗成行、水平成线，白晃晃的水田远远望去就成了一块块绿色的地毯。
在“双抢”之中，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遇到持久的干旱了，辛苦培育的秧苗就要枯萎，尽管有时在夏天间或也会下了一场毛毛雨，但总是显得“杯水车薪”。当时的人们只能通过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将河里的水抽到水渠里，再开渠引水，依次地放进一家家的稻田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干旱的季节，大人们经常在晚上守在河边抽水。由于我家的自留地靠近山边，水要先经过别人的田里再用锄头挖个豁口，流进我家的田地，往往只有等人家的田地里放满后，我家干裂的泥土才有机会得到这些“救命水”来保住秧苗。
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国家开始推行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我家成了居民户口，自留地也归还给了生产队，我再没有机会去参加“双抢”这种农活了。而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广泛普及，当年热闹繁忙、紧张劳累、与大地肌肤相亲的“双抢”已渐行渐远了，但这一段难忘的岁月，却是生活给予我独一无二的馈赠。